我的大学，我与‘发展’（2002.9-2006.6）
＃互动一点＃
在 开篇｜十年发展工作者的回望与启程（2006-2016）发出后，有朋友留言说，想听我讲讲一直坚守的原因。
看到“坚守”这个词时，多少有点悲壮、在恶劣环境中苦苦挣扎的感觉。我问自己，我是在坚守吗？答案是没有，我只是追随内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或许用“坚持”或“坚定”更贴切。
因为我认为从事公益、发展工作的动力，不应该沦为仅依靠坚守、信念和自己一味的付出来支撑，需要持续而健康的动力，它应来自于发自内心的喜欢和认同，可能是做成了某件事，学到了某些新技能，开拓了一些新思路，结实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可能是看到我们积极行动而产生的或大或小的变化，可能是自己或他人有了成长而获得的快乐，或其它。
在承认和接纳自己的局限下选择进退，有时候，以退为进也是一种好策略，不要委屈自己。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或者职业需要坚守（是仅靠坚守可以发展得好的），需要坚守的，应该脱离行业之外，是我们内心的信念、不可逾越的底线，和对真、善、美的追求。
或者换个思路想，如果有一天，我们所处的环境足够包容，价值选择更多元，钱本位、官本位不再是成功的主要标志，那么，我们想做什么？还会做现在在做的事情吗？
相信｜相伴｜相知｜
关注发展共学｜支持行动者发声
本文是开篇回顾系列文的第一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讲述回望过往经历的源起，一部分讲述我怎么与“农”、与发展结缘。
一、毕业十年班聚，留给我的思考
2016年10月15日是中国农业大学111周年校庆，也是我们2002级发展专业班毕业10年的班庆。班里近20个同学相聚，一起游走校园，回顾过往，分享各自这些年的经历、成长与收获。
入学时全班31个同学，来自全国28个省，四年后毕业，31个同学，各地开花，留京的，做了村官或继续读书深造，回到省市发展的，有考公务员的、进企业的、也有自己创业的，选择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寥寥可数。我是其中之一，且是至今仍从事专业相关的唯一一个。另一个做了7、8年的同学如今也转行，成了国际观鸟达人，定期组团到非洲探鸟，穿梭在热带雨林，时而遇上枪林弹雨。
十年间，同学们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人生的高峰低谷，现在的状况都不错，用主流价值观评价是衣食无忧，有房有车，事业稳定或处于上升期。有当上法官的、评了教授的、在企业、银行做高层管理者的，也有地产老板、开公司的...
我们不禁感慨，读的是一个专业，怎么工作后职业差别这么大？而毕业找工作时，大多数同学并不看好这个专业，觉得没学到什么一技之长、没什么安身立命之本，工作难找。但这些年过去，回过头来看，大家在各个行业混得都还不错，在不同岗位上都能适应，做得挺好。
这个专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教给我们什么？
我们认为，四年的大学生活和专业学习教给我们的，是一套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体现在我们日后工作和生活中贯彻执行的一些共有特征上。譬如，踏实应变、努力拼搏、善良；在经历低谷时不妥协、在成功时能够保持谦卑；大的视野和格局，重视参与、平等、包容多元；有计划性，敢于突破自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等等。
这也触发我去思考这套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内涵——它是如何影响我，并在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发挥作用？
回到我所从事的公益行业，行业话语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从80年代末进入中国的参与式发展、后面的公民社会，到2008年以来的公益慈善，我所熟悉的发展工作和发展话语正被逐渐边缘化。究其原因：
一方面，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腾飞和政府对公益行业法制和监管进程的推动，国际机构正降低甚至撤出对中国公益发展的投入，以及发展理念和方法的输出。
另一方面，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量本土社会组织的出现，以及公众和企业家开始参与公益慈善而涌来的一系列诸如公益市场化、规模化、要与商业合流等主张和观念对当下公益从业者的影响。过去发展机构所提倡的以赋能、以人为本的工作方法式微，以提供服务、帮扶济困的慈善行动更为主流，加上人们对创新、对破旧立新的过度推崇而忽视对历史的回望和经验沉淀，行业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被较好地呈现和传递出来，很多从业者对参与式发展更是从未听说。
需要强调参与式发展，以人为本的工作模式，让过往已有的行业知识经验被更多的呈现和重视吗？
我认为需要，发展领域的知识框架和实践经验，应该成为国内公益行业基础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让我进一步思考——不同时代，公益与发展的关系？参与式发展对于当下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意义？发展专业的学习对于提升工作专业性的价值？我们这一代发展工作者和上世纪90年代发展工作者的不同，如何产生连接？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行业内前行的行动者们，能够或应该给这个行业留下些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伴随着我的成长，也是我反观自身，把个人经历写下来的动力，之后每个章节、每段经历会有所涉及。而这次相聚，也将我记忆拉回到了15年前——2002年的9月，我进入农大时。
二、进入农大，与发展结缘（2002.9-2006.6）
“大学是见证大多数人从青春到长大的一个重要阶段，进入农大、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有很多偶然性。”
2002年高中毕业，我考入中国农业大学，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
一是想来北京上大学，来拥抱雪。因为大雪总能勾起我很多儿时的美好记忆，可惜全球变暖，我8岁以后在家乡便没再遇过可以堆了雪人几天不化的雪。加上从小被电视里传递出来的北京立交桥和冬天有大雪的信息影响，我便总在向往，有一天可以站在北京立交桥上俯瞰那银装素裹的世界。
二是榜样的力量。填报高考志愿时，一个院里长大、从小是我学习榜样的姐姐在农大读书，而且那时候新闻里还常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报道，家里人就经常调侃我，让我学农，以后当个农业科学家，拿个诺贝尔奖。所以我便产生了“农大很好”的印象，要报考农大。
三是懵懂的理想作祟。选什么专业呢？还依稀记得农大姐姐问我的志向、对什么专业感兴趣时我的回答。我说，以后想从政，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想来，这个懵懂的理想应该是受小学课本中，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熏陶。然后姐姐给我介绍和推荐了专业——农村区域发展，说这个专业毕业后的去向多是政府部门或出国什么的。于是，我在高考第一志愿栏里郑重地写下了“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高考结束，我以县重点高中理科生排名靠前，高出录取线一截的成绩考上农大，欢喜地来到北京，却...
被想象和现实的差距浇了一头冷水
原来，北京的立交桥只是一座桥，它与普通桥的不同，只是构造稍复杂，容易把人绕晕；北京的雪也没有我想象那么大，踩下去听不到嘎吱嘎吱声响，摔倒后没有倒在软绵绵的棉花糖上的感觉，会痛；而到学校之后，才知道我选的专业不仅新还很冷门，学院招生是1998才开始，刚刚有第一届毕业生。
还记得，入学迎新会是当时的院长李小云教授主持，他问我们这批新生：“谁第一志愿报了这个专业？” 那时招来的两个班共62 个同学，举手的才6 个，我是其中之一。还记得，入学第一次与学长们的交流会，学长说起毕业后打算，好多人都选择留在北京。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留北京？我说我毕业后要回贵州，去服务家乡。当时学长还劝我，说能留在大城市就尽量争取，这里资源机会都多什么的。 但我就是一门心思要回去服务家乡，想要为这个名列中国最贫困省份之一的贵州做些什么。而且，还在很早的时候我就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想趁年轻的时候多吃苦，多到基层去历练。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让我有些失落，尤其是专业认知的反差，但是慢慢地，我开始适应大学的生活和学习。
体会到专业学习的乐趣
一是学院的氛围很包容，老师年轻有活力，和学生就像朋友，经常给我们推荐阅读书籍，来扩展我们的知识面和思维。那时在图书馆，我看得最多的是关于人生哲理、心理和励志方面的书。
二是课程设计特别强调学生的参与和思维碰撞。比如，用小组作业的方式促进团队协作；比如重视批判精神和多元观点的呈现，课上我们经常讨论现实问题，绿色革命、不同发展模式、农村问题等等，老师鼓励我们发表自己的看法，表达不同意见。这些有利于“另类”视角的培养，即专业所强调的“发展观”——如何用综合整全的系统观来看待发展，实现人、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可持续的发展。
三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除了室内的常规课程，专业课里还安排了很多实地参访、调研，这个最有趣。比如，学《发展经济学》时，我们去北京周边的农业发展示范园考察，讨论都市农业这类发展模式的适用性。学《城市区域规划》时，去北京郊县参观城乡结合部的垃圾处理系统，了解澳洲引进过来的微生物水净化系统在废水回收中怎么起作用；学《参与式方法》时，去了延庆，给国际机构在这里开展的发展项目做中期评估，给老师打下手；学《发展项目管理与规划》时，去全班到河北怀来县的村子住了三天，小组合作，练习在一个村子怎么通过参与式方法，做快速需求评估，产出村庄规划等。
尽管也有当时觉得无趣、觉得学来无用而经常翘的课，但在工作中有了更多具体实践和社会体验之后，回想起学院开设的各类课程，才发现它设计背后的原理，逻辑和系统性，会遗憾当时怎么没有好好学。比如大一、大二基础课，开设的各种农学知识（农学、园艺、畜牧）概论课，法律常识课，专业课里的农村社会学，统计学方法等等，都是做好发展工作的基础，帮助我们更快的走进、了解和融入当地，建立关系。
而专业学习之外的社团和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丰富大学生活学习的一部分，也帮助我学以致用，在实践中加深我对自我、对农村、对专业的理解和兴趣。
一方面，我参加了当时农大很火的学生社团——农研会，接待过上访的村民，也从学长们分享的农村调研经历中形成对农村问题的观察思考。当时，我经常翻看《中国农民问题》这本书，它里面记录了很多现实的农村问题，直到毕业后我还带着身边。这段社团经历，丰富了我对农民的认知和农村生活的了解，也加深了我服务农村的念想。
一方面，我通过不同形式的勤工俭学，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回应我想多吃“苦”的心。大一那年暑假，我去农学院实验室做研究助理，在水稻旱地种植的试验田里做了一个月的观察记录，每天选秧苗、插秧苗、给秧苗编号...这个经历，让我觉得做自然科学研究很枯燥，然后，我估摸着自己的心性恐怕不是当自然科学家的料，便早早断了走“袁隆平”之路的念想。
大二，我成了某化妆品牌的销售代理，为了建立新客户，我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发传单做推销，让我生生从一个内向爱脸红的人，变得上门敲门不害羞，见人家不耐烦还能赖着不走谈下一个订单的人。那时，也跟着学长们做调研，其中一个，是调查北京公交线路设置的合理性，调查的时候，要很早出门，要在公交车最早一班发车时间赶到固定的蹲点观测点，记录所有公交车的到点时间然后录入分析，为北京公交线路的调整决定提供所需的分析数据。说不定，现在北京某个公交站点的调整，还跟我们那时的调研有关。
总体而言，四年大学生活与专业学习，对我的影响，除了价值观和思维习惯的塑造，还有问题意识的启蒙、对社会发展和农村议题的关注，以及综合素养的提升。专业强调的综合发展观、参与式理念和方法，以及所学与实践的结合，正在或多或少地内化到我的日常思考和行为方式中，为我毕业后择业和快速适应环境奠定了基础。
但我终究还是个贪玩的人，经常捣鼓宿舍活动和班级团建，比如通宵唱歌、打两副牌升级。尽管现在的大学生活，在互联网和科技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推波助澜下，更加绚丽多彩。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方式和或快或慢的节奏，在自己所属的时代谱写下那时的轻舞飞扬便好。
这些经历交织着专业的训练，迎来了2006年，我要毕业了。
去做什么呢？
你会去做什么？
你怎么决定自己毕业后的去向呢？
欢迎留言互动～
下篇预告：
在发展机构做志愿者的一年（2006.7-2007.6）
更多阅读：